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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经济形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9月,金融危机失控,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相应的,中国经济遭遇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冲击。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31.68万亿,GDP增长9.6%,增速较上年大降4.6个百分点,为2003年以来新低。2009年GDP增速继续下滑到9.2%。

净出口贡献大幅下降。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贡献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对GDP贡献率47%,较2007年大幅提高4.6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5个百分点;消费贡献明显提高,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44.2%,拉升GDP增长4.2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大幅回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8.8%,回落9.2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0.9个百分点。综合来看,出口增速大幅回落,拉低GDP增速。从2009年数据来看,更清楚。2009年,GDP同比增长9.2%,其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37.4 %,拉低GDP增速3.5个百分点。

二次产业占比下降。从三次产业来看,2008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10.3%、46.8%、42.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提高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保持不变,三大产业总体上保持了平稳态势。但是到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明显显现,工业占主导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则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速放缓。2008、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4.2%、4.3%,处于较高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减缓,分别为14.47%、8.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4.98%、8.25%,均显著低于2007年水平。

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原因是出口需求引擎失速。从支出法看,2001-2007年期间与2008-2013年期间中国GDP增速下降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净出口对GDP增速贡献下降。后期GDP平均增速较前期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其中仅是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就下降了1.74个百分点,解释了平均增速下降的96%。

此外,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也是原因之一。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研究认为,中国2011-2015年期间的经济增速为7.19%,2016-2020年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速为6.08%,经济增速的下降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力积累速度放慢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上行,到2007年,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相继暴露。2008年的危机冲击以及此后政策的强刺激政策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

加剧产能过剩。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二是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在长期积累下形成了产能过剩的基础,而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虽然拉动了经济回暖,但是到了产能集中释放期,原有的产能过剩不仅不会缓解,反而更加激化。目前中国整个的设备利用率已经低于75%,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行业的设备利用率已经下降到60%,甚至到了50%的水平。而一般正常的设备利用率是在85%的水平,如果下降到75%时就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

银行坏账隐患。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例如,在2010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零”。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为了刺激经济却在2010年都通过了,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

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2008年以后,中国的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已经形成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目前主要聚集在房地产行业中。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把银行业、地方政府、财政税收、大型央企和国企都串在了一条线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国民经济将出现极大风险敞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四伏。中国近十年来发展多依靠投资拉动,很多都依靠举债,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地方政府债务激增。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3年6月底,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为9.8万亿和10.9万亿。到2014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从10.9万亿提高到16万亿,增长幅度达到46.8%。总体上看,债务增长快,还款付息成本高,财政压力较大。

为了有效应对危机,中央政策采取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叠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客观的说,扩大内需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短期内稳住了中国经济形势,避免了大规模失业现象的蔓延,保证了中国社会基本稳定态势。把当前的经济困难归咎于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不负责任。且不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采取了增发国债,带动银行投资的政策;而且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本届政府主政前。目前钢铁、水泥行业大量的落后、过剩产能,不应归咎于中央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问题出现的真正原因,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盲目冲动,以及房地产泡沫的虚假需求,而中央政府的责任,只是对此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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